张家栋：印度筑构婆罗众叙事，湮没两大急急

印度政治话语进入婆罗多叙事的建构周期，随着大选的临近，这一特点更趋明显。印度行政部门更愿意在世界场合以婆罗多自居，减少对India的使用频率。印度国力上升，自信心加重，想突出一下传统政治文化(Culture)，是正常的心态；但是，印度又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它是一个大国，是将来世界的潜在一极，又是国内多元化水平非常高的我国。印度的婆罗多叙事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也就要高得多。

印度这种婆罗多情结的上升，有其自身的客观因素。在前殖民地我国中，印度是民主政治实践较为顺利的我国之一。自1947年摆脱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以来，印度没有出现过军人干政和军事(Military)政变，也很少出现宪法危机。现在，印度的经济(Economy)发展也进入快车道，年均增长率在7%左右。当然，与类似发展阶段的祖国等东亚经济(Economy)体相比，印度的经济(Economy)增速还是要慢一些，但在主要经济(Economy)体中也是不多见的了。这些都给了印度更多的自信心，包括对自身历史(History)文化(Culture)传统的信心。然而，印度婆罗多情结的增强，更多是其国民思维转型的结果(Result)。随着印度大国意识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的上升，印度“去英国(Britain)化”加速，“排除穆斯林”的冲动也有上升趋势。

大国意识上升是当前印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国不仅是力量的体现，也是战略自主和身份独立的体现。追求政治文化(Culture)的独立性，也往往是一个我国谋求大国地位道路上的必要环节。印度通过与西方政治文化(Culture)叙事在源头上加以区别，试图摆脱“西方小学(Primary School)生(Students)”的身份，并进而把印度塑造为“世界导师”。这是印度推动的多极化进程在政治文化(Culture)思维方面的一个体现，可以称之为民主政治的多极化、多源化。

“去英国(Britain)化”是印度独立以来的长期事业。独立后，印度一直在“去英国(Britain)化”，改名可能正名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1950年1月，“联合省”被正式改名为充满“印度风”的“北方邦”。2022年9月8日，总理莫迪亲自主持仪式，把连接总统府和印度门的、1911年英国(Britain)国王乔治五世时期修建的“国王大道”，改名为“责任大道”。而把“India”改名为“婆罗多”，已成为印度一些人的一项长期政治事业。有一些印度政治精英认为，“India”是殖民奴隶制的象征，是英国(Britain)殖民者对印度的称呼，必须改掉。2020年6月3日，印度最高法院曾驳回一个关于要把“India”改为“婆罗多”可能“印度斯坦（Hindustan）”的申请。

“排除穆斯林”的冲动是婆罗多叙事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Britain)殖民之前，统治印度的主要是穆斯林政权。他们(They)把很多印度地名改出了“伊斯兰风”，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正名目标。2018年11月，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斯曾表示，安拉阿巴德市应改名为普拉格拉吉市。还有人认为，古吉拉特邦的首府艾哈迈达巴德，也应改为具有印度教风格的“卡纳瓦蒂”。穆斯林是印度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行政部门想如愿改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英国(Britain)早已不是印度的宗主国，现在连GDP都已被印度超过，英国(Britain)殖民时期留下的一些名字说改也就改了。

印度要建构婆罗多叙事，并不偶然，也不罕见。日本(Japan)和南朝鲜有“正名运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也曾想把国名“菲律宾”改为“马哈利卡共和国”，认为现在的国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土耳其已经把自己的英文名从Turkey更改为Türkiye，因为这“更能体现土耳其民族的文化(Culture)、文明和价值观”，并获联合国的正式批准。然而，具体到印度，其对婆罗多叙事的建构，在国内外均可能带来较大的风险。

在国内，婆罗多叙事可能导致并激化一元我国叙事与多元政治现实之间的碰撞。印人党推动婆罗多叙事，试图建设所谓“统一印度”，垄断婆罗多概念的解释权并从中获得政治收益，但这并不被反对党所接受。有26个印度政党组成“印度我国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al Inclusive Alliance，简称INDIA），以与婆罗多概念相对抗。长期在西孟加拉邦执政的草根国大党领导人班纳吉就称，“我们(We)都自称婆罗多，但在世界舞台上，我们(We)的我国就叫India，为何要突然改变？India和婆罗多其实都是印度的名称，分别代表着印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本来是并存的、并行不悖的。一定要用一方取代另外一方，有可能意味着印度在包容开放心态方面的变化。”

在世界上，印度根源可能印度特色，与西方主导的民主观念之间也存在张力甚至矛盾。印度强调印度民主与西方民主的起源不同，既想与其大国身份相匹配，又想超越西方观念中的族群与教派冲突，以对抗西方对印度国内宗教(Religion)和民族问题的抨击。印度的这一努力(Effort)，其实是对民主政治观念的普世性与整体性的破坏，也会对西方试图构建的价值观同盟体系形成冲击。这些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印度与西方我国之间的价值观共识。（作者是复旦大学(University)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